作者：陈丽琦

来源：微信公众号：羊村传播（ID：yangcunmedia）

2023年即将接近尾声，各大音乐平台的年度听歌报告纷纷出炉，满载着用户一年来关于音乐的回忆，让用户透过听歌数据回温背后的每个瞬间。重要的人或事或许就藏在这一份歌单里，音乐也逐渐被视为个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建集体身份的要素之一。心理学家和神经认知学家广泛研究了音乐在情感、个人身份和自传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社科领域的学者则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将音乐视为集体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本文将依据已有研究，探究音乐如何唤起个体迷失的记忆，完成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结合下的身份构建和叙事参与。

（图片来源于网易云音乐2023年度听歌报告）

01

记忆唤醒：个人记忆联想与情绪感知

目前，全球的在线音乐市场规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根据最受欢迎的流媒体音乐平台Spotify本年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订阅人数已达5亿人，这说明年轻一代收听音乐的主要媒介为在线音乐平台。在中国，各大音乐平台都会在年末推出听歌报告，通过音乐帮助人们回忆过去的经历。歌曲和媒介记忆之间有何联系？

第一，音乐是承载记忆的有效媒介。卡罗琳·凯奇（2005）首次提出了媒介记忆的概念，将媒介界定为记忆建构的场所，认为媒介所生产的新闻是记忆的初稿，不仅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整合了离散的记忆，而且愈发成为众人评价制度和文化的论坛(周颖，2017)。音乐作为媒介，能将人带回一生中发生的事件的景象和声音，即成为记忆建构的中介。数字时代，媒介记忆出现个人化的倾向，个体网民成为新的记忆主体，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媒介记忆的建构（吴世文、杜莉华、罗一凡，2021）。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将维护记忆的任务交由智能技术完成，自身能更多地投入到对记忆的阐释和理解中。歌曲可以被理解为 “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提供方向的象征性场所”（Müller，2012），是听众私密“宇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过渡空间。

第二，音乐触发个体的记忆与情感。歌曲在唤醒个体记忆与情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能够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首先，音乐通过大脑袋想象力补偿机制完成记忆的重塑。记忆一首乐曲时，大脑集群会分别支持语法存储和检索、时间处理、预测与现实比较、刺激特征整合、个人记忆联想和情绪感知等功能（Yiren et al,2023）。其次，歌曲本身的结构就有助于人们记忆。典型流行歌曲通常长约 3 分钟，具有序曲、高潮和结尾，它可以反复播放，进而打破时间线性，强化了反复出现的印象（Pogačar,2021）。媒介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记忆并非无数僵化的、无生机的、散碎的痕迹的再次兴奋，而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重构或建构过程（贾广惠，2023）。再者，音乐作为情感的媒介，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完成“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在每个人心底也许都有一首赋予特别情感色彩的歌曲，在由音乐引发的对过去经历的渲染和想象中，实现当下的情感慰藉。Jakubowski和Eerola（2022）测试了音乐作为自传体记忆线索与其他同等情感刺激的比较。结论是，与声音和文字线索相比，音乐唤起的记忆始终较少，并且音乐线索记忆的检索速度较慢。最后，无论音乐的情绪价值如何，它都能唤起相对积极的记忆。这对在和广告等商业环境中使用音乐的方式，以及在临床环境中使用音乐作为积极回忆的工具都有影响（Jakubowski et al,2022）。

歌曲辅助完成媒介记忆的建构，但在过程中也带来了情感的重塑与身份的认同。音乐在记忆与特定音乐相关的“心理联想”时，故事似乎是一种独特的辅助工具。用户希望故事能够留住“最初的感情”，以便日后回忆。然而故事只是回忆过程中的一种资源，而这一过程包括想象和记忆。国内音乐平台的听歌报告让用户回顾过去的听歌痕迹，帮助用户完成个人媒介记忆的建构，成为用户私密情感的载体，影响用户对过去经历的理解和感受，这个特别的“过渡空间”成为用户精神的栖息地。网易云音乐乐评报告（2022）显示，在热度前一万的乐评中，“希望/一定要/祝愿/想要/拜托/求求”等许愿相关词频共出现2145次（按不去重累加方式统计），其中，词频“希望”被提及399次。用户从歌曲承载的文化和记忆中获取前进的力量，寻求自我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建构。

02

记忆塑造：集体记忆重塑与情境联想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数字媒体的大量涌现，音乐被技术中介和数字化。如今，数字听众可以通过共同消费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参与到一个中介化和被中介化、空间和时间上支离破碎但仍然共享的体验空间中。研究证明，音乐在社交媒体中也有重要的记忆功能，社交媒体实际上能够以复杂、更细致的方式探索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Yachin et al,2021）。

第一，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塑造群体记忆。摇滚乐是反叛与自由的象征；流行音乐则能代表当下的社会潮流与价值观，更在亚文化中代表一定群体的思想和价值;古典乐是典雅与深邃的融合，不同类型的音乐塑造了不同国家、时代和民族的特定记忆。进而，群体成员在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思考的自我认知下进行对音乐的进一步释义。在网络环境中，情感的传递是一种持续的现象，既在听众中展开，也通过与他人的文本互动展开（Pogacar，2022）。比如，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喜欢的音乐或是有关于音乐的故事，会让更多的受众看到并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形成和维护共同的记忆。

第二，音乐作为一种媒介，反映集体记忆。音乐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是构建个人和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关键。集体记忆对个人身份认同也很重要，因为个人叙事是根据群体叙事构建的，个人经历是通过共享框架解释和记忆的。赫尔曼(2004) 提出了“叙事框架”的隐喻，认为个人通过将其个人叙事与集体故事联系，以体验和表达对群体的归属感，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跨越距离和时间来获取集体故事。从我们第一次听到一首歌，到后来每次重播，都会激发我们的叙事参与（Van Dijck,2006)。这种媒介化的文化记忆为个人经历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人们通过它将自己定位在这个场景中，并重申其集体身份(Green,2018)。个体记忆的多重维度和丰富视野以多元异质的方式在个体身上重叠与交叉，最后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合并为独属于一个代际的记忆。例如，对于“80后”群体而言，青春时期出现的歌手偶像是建构这个群体共同记忆的重要素材，也是明示群体身份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一种“青春回想”式的社交表演来获得对“已逝青春”的想象性自我安慰，以表达对“青春还乡”的怀旧情怀（庞亮、杨洋，2023）。而“00”群体注重用音乐表达自己和实现自我，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实现音乐偏好的个性化推荐，他们的听歌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即使是充满怀旧意味的经典老歌，也能打破时空限制，让Z世代的年轻人产生情感共鸣，实现代际的跨越与融合。

第三，音乐作为一种载体，维系集体记忆。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由于个人是通过人际交流来构建记忆的，因此个人记忆是以个人所属的群体为社会中介的，而群体又通过成员之间的回忆来保持连续性和凝聚力。集体框架是集体记忆用来重建过去意象的工具，在每个时代，它都与社会的主流思想相一致。经典的歌曲或专辑会被称为“时代的标志”，原因之一是它们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通过当时形成的集体框架，激发人们对过去的记忆（Dijck,2015)。优秀的音乐作品洞悉时代之变，蕴含一个民族的集体情感。比如，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音乐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红色音乐作品表达了人民拥护改革开放、迎接市场经济的喜悦之情。例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祖国》《春天的故事》等经典歌曲，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体认同（孙黄澍，2020）。因此，音乐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作为记录历史的载体，承载一代人的故事和情感，促使彼此之间达成集体身份的认同。

03

新的记忆之“场”：数字视听媒介建构记忆的独特性

皮埃尔·诺拉（1993）将具有记忆性的场所定义为“记忆之场”，深度媒介化的数字时代下，“记忆之场”不仅可以指实体的记忆场所，而且包含具有象征意义的抽象空间。数字视听媒介记忆连接之“场”是由实体场所与线上网络空间交织而成的，体现着数字视听媒介记忆的流动性与可协作性，包含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连接，不同记忆装置之间的连接，以及个体记忆之间的连接（曾一果、凡婷婷，2023）。

第一，数字视听媒介是流动的、生成的，人们通过“具身”实践的方式建构了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形态。人们在平台上分享关于一首歌的故事，在他人记忆实践的牵引下，更多的人受到触动共享自己的回忆，多元化阐释歌曲的意义。第二，数字视听媒介是可协作的。在重大的国家活动或庄重场合中，需要播放特定的音乐，以升国旗仪式为例，现场播放国歌时庄严肃穆，在线上的用户通过收听国歌激发内在爱国情感，线上和线下的连接协作激起人们共同的民族意识。在数字视听媒介环境下，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生产个人视听作品的媒介平台和渠道，记忆的话语权由此被重新分配。第三，数字视听媒介是再生的。以算法和大数据将不同记忆主体进行连接，在记忆消逝或被湮没时，数字视听媒介的特性和技术优势却能让记忆再生，让人类那些逝去的生活和历史重现。（曾一果、凡婷婷，2023）。

歌曲从“流行”到“经典”这一过程，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文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只有经历了流行文化工业长期洗礼后得以存活并不断被传唱的歌曲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而广为传播的歌曲，更容易摆脱流行文化身份而成为永流传的“经典”，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进行文化再现与记忆塑造（曾一果、张舒曼，2023）。本文认为共同聆听、交流和谈论歌曲会产生一种归属感，将个人的自我意识与集体记忆结合在一起。音乐作为一种媒介，能够重塑个人记忆、促进集体记忆形成和构建身份认同，还有学者指出的数字视听媒介建构记忆的独特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如何通过音乐的媒介记忆促进文化传播，以及数字音乐记忆本身存在的隐患等问题。

参考文献：

Jakubowski, K., & Eerola, T. (2022). Music evokes fewer but more positive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than emotionally matched sound and word cue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11(2), 272–288.

Yachin, & Tirosh, N. (2021). “A Line from a Song that Punches You in the Stomach” –Music and the Negotiations of Cultural Memory in Facebook.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44(5), 650–667.

Pogačar M. (2021) .Sandcastles in Sound: Memory and Popular Music on the Shores of Oblivion. Continental Thought & Theory ,3(3).

Molnar-Szakacs, I., & Overy, K. (2006). Music and mirror neurons: From motion to ‘e’mo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3), 235–241.

Van Dijck, J. (2006). Record and hold: Popular music betwee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memor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3(5), 357-374.

Green, B. (2019). Whose riot? Collective memory of an iconic event in a local music scene. Journal of Sociology, 55(1), 144-160.

周颖.（2017）.对抗遗忘: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浙江学刊, 2017(5): 158–168.

吴世文,杜莉华,罗一凡.（2021）.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转向与挑战.青年记者,2021(10):9-11.

庞亮,杨洋.（2023）.“80后”的集体记忆书写及其身份认同建构：以“翻红”歌手偶像为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3(02):225-237.

曾一果,凡婷婷.（2023）.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视听装置系统与新记忆之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5(1): 93–101.

孙黄澍.(2020).集体记忆：红色音乐文化的情感表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4日,http://sscp.cssn.cn/xkpd/pl_20172/202012/t20201204_5228558.html

贾广惠.（2023）.大众媒介的多维记忆功能与媒介依赖问题.编辑之友, 23(4): 56–62.

曾一果,张舒曼.（2023）.唤醒、勾连与协商——《声生不息·港乐季》的香港流行文化记忆与认同建构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06):15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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