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seph E Davis

翻译 / Yvonne

校对 / 阿澈

审校 / Birdie

来源：守护Luna（ID：MydearestLuna）

通过“精神障碍的生物遗传学归因”尝试减轻污名化的策略 “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还可能使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进一步恶化”。

当詹娜发现男友出轨后，她陷入了情绪的漩涡中。她“一直在哭”，挣扎着去上课，睡很多觉，并且开始回避平时喜欢的场合。

在讲述她的情绪反应时，詹娜向我强调这并不合理。考虑到她和男友交往时间并不长，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难过。一个月后，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发现自己可能需要专业的帮助。她记得心理医生给出了抑郁症的诊断，并告诉她问题可能是由她大脑中的某些化学递质失衡引起的，因此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

詹娜认为她的情绪反应与她对自己形象的认知不符。她认为自己自信、成熟和自立，但她此刻的情绪状态与这些特质背道而驰。她告诉我，她并不排斥这个神经生物学意义上的诊断，因为这证实了她的问题是“真实的”——是由她的意志之外的生理作用导致的，而且这表明她的问题并不“只是因为她是个懒虫”。

同时，珍娜也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被她称为“疯子”的人区分开来。那些人的疾病意味着完全失去控制和生活能力。相比之下，她认为自己的问题只是神经化学递质方面的常见的小故障。她坚持认为，没有人应该把她误认为精神病患者。

我和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芝加哥、巴尔的摩、波士顿和弗吉尼亚州中部两个小城市采访了80名各不相同的志愿者，詹娜是其中之一。我们想了解人们如何处理常见的心理困扰和充满挑战的环境。例如：在社交场合中的害羞和紧张；在工作或学校中的表现不佳；在失去一段重要的关系后的挣扎；以及对他们的生活现状的失望感。我们的大多数受访者都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或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Depression）、社交恐惧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或注意力缺陷障碍（ADD）等疾病，并得到过精神科药物的处方。

令人震惊的是，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都或多或少地从生物学原因，特别是神经化学递质失衡的角度解释了他们的痛苦。然而，以这种方式思考他们的问题令人忧虑。像詹娜一样，许多受访者强调自己与精神病患者截然不同，并对精神病患者抱以非常负面的评价。这种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并不是基于任何亲身经历，而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的愿望。为了证明自己的处境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受访者拒绝接受他们有 “疾病”的说法，而用“医生是这么说的”这样的说法来使自己脱离正式的诊断，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完全避免寻求医疗帮助。

对于像詹娜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对于神经生物学解释的全盘接受给自己造成了难题（诊断结果表明自己的问题是“真实”的，但却拒绝被归类为精神疾病患者）。为了寻求解决，许多人为自己的经验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分类——我称之为“第三种情形”。受访者并没有给这个“情形”一个名字或明确的含义，但它频繁出现在他们自我挣扎时所开辟的修辞空间中，一方面将其与严重的精神疾病相区分，另一方面将其与正常状态相区分。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受访者的观点。她是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的年轻女性，我叫她派珀（Piper）。当“想到精神疾病”时，派珀说，“你会想到精神分裂症和疯子，而我没有疯，我只是非常紧张”。在作出这种区分时，派珀和詹娜等受访者不仅声称自己的问题没有重症精神病患者那么严重，还坚持认为自己的经历是与精神疾病全然不同的类别。派珀说，“从生物学上讲，自己有些东西就是'有点不对劲'，是因为有'太少或太多某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化学物质让人出现了问题'”。与“疯子”不同，她对自己的想法和叙事有控制权。她所需要的只是一粒小小的药丸。然而与此同时，她的“情形”也不同于正常人可能面临的世俗挑战。派珀坚决认为，她在社交场合的紧张与普通的害羞不同。她服药是有必要的。她是区别于精神疾病和正常之外的第三种情形，是由某种“不平衡”导致的。

为了调和上述观点与他们已经得到精神病学诊断的事实，许多受访者表示某位医学专家或某位密友向他们提出了某些类似于“第三种情形”的观点。另一些受访者则强调他们的经历很普遍，和普通医师所处理的常规健康问题没什么两样。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你所要做的只是吃一片药”。

这种想法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精神病药物的广告话术不谋而合。我分析了这些广告的内容，发现在这些广告中列出的疾病症状和病人故事也经常被表述为与精神疾病不同的“真实的医疗状况”。这些广告从未提及精神科医生或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不使用“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这样的词汇，在描述患者时依然将他们视作有生产力的、成功的公民。用受访者或广告语的话说，那些“疯子”是模糊的、去人格化的人物，是被损害的、不受控制的“他者”，是始终被暗中比较的对象。

我们在访谈中遇到的观点与全国性精神健康的民意调查是一致的。今天，对于精神健康问题，非专业的公众比过去更自然地赞同生物学归因、寻求医疗帮助和使用精神药物。他们的观点与公众宣传中长期提倡的、希望减少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生物学观点趋于一致。例如，根据美国反污名化组织“Bring Change to Mind”的说法：“事实上，精神疾病是大脑——你身体最重要的器官——的失调”。在反污名化研究者和活动者眼中，公众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向生物精神病学的演变被视为公众变得“有文化 ”的标志，意味着他们对精神疾病有了“更科学”甚至 “更成熟”的理解。

在推广生物遗传因果理论的过程中，反污名化人士、精神科医师、大众媒体都希望能说服人们，精神疾病如同APA所说，“就如同”其他慢性生理疾病一样，例如“心脏病或糖尿病”，并且可以通过医学方法来解决。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通过降低（据说是常见的）患者自己的问题导致了精神疾病的言论倾向，从而减少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并培养人们对精神疾病的宽容心态。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这将促进积极参与治疗的乐观态度并鼓励更多人主动寻求帮助。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众对神经生物学的拥护并没有导致对精神病人更宽容的态度。相反，根据《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杂志》2015年的一篇社论，“许多高质量研究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近几十年来通过“精神障碍的生物遗传学归因”尝试减轻污名化的策略“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还可能使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进一步恶化"。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结果呢？

我认为我们的访谈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当人们接受了对自身问题的神经生物学解释时，就会同时被另一种去人性化的观念威胁即他们的思想、感觉或行为都是由机械的原因导致的。借由临床医生、药物广告和大众媒体，被贬损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成为一种重要的形象，用来对比和确认人们自己的控制力和自我决定权。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以及数不清的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很可能发现自己也有这样或类似的观点。

正如我在《化学递质的失衡》（2020）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为了战胜这种他者化，减少污名化，临床实践需要摆脱生物遗传的因果论述。精神病学研究并不支持心理健康中简单的因果关系概念，反而发现了一幅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关乎缺陷的图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继续推广“化学递质的失衡”这样单向度的理论的合理性。即使为了精神科药物的有益使用也不需要这样。事实上，这些药物确切的作用机制和与痛苦经验的关系仍然是未解之谜。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宣传如果能承认这一点，会更接近真实情况。

诚如詹娜等受访者所明确表示的那样，患者常常觉得生物遗传学论述很有吸引力。它证明了他们的痛苦是可感的、真实的，它为他们的挣扎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论述和积极的预后*。然而，认为精神痛苦必须等同于某种生理机能失常才是“真实的”，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丢掉这个还原论的前提，我们才能触碰到现象学经验和意义的深层问题。是什么让人对困难的体验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体验是如何引发羞耻、焦虑或失望的？人们的体验如何与他们与他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相联系，这些关系又是如何被破坏的？

认为一个人的痛苦主要是由神经化学递质的缺陷引起的，而这种缺陷可以通过药物来纠正，这种想法是虚构的。认为它可以解释第一人称的经验，或者说它可以提供某种责任豁免的想法也是虚构的。正如访谈所表明的那样，人们之所以采纳生物遗传学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访谈还显示了，这种说法可能破坏有益的内观和自我反省的过程，而这些过程对于建立有意义的自我认知至关重要。

心理健康治疗需要重新使用人的语言。这意味着暂停对病人使用疏离的、第三人称的立场，关注他们的实际经验和情况。这也意味着鼓励患者自己避免这种立场，借鉴人们理解自己情绪和行为的正常方式。在这种日常语言中，我们直观地指向一个人的意图和欲望，一个人产生当下的思考、行动或感觉的缘由。在解释困难的经验时，我们通常不谈因果关系或既定机制，而是预设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和控制权。我们留意身边的关系、历史和社会背景，例如一个人过去的不利事件、混杂的环境因素或未实现的梦想。即使是精神疾病的阶段性发作，也可以用人的语言来探讨，比如当心理学家们谈到幻觉、妄想、强迫症等等。与大脑失灵的机械图景不同，这种语言提供一种理解的方式，它可以将不寻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心理状态放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进行理解。

恢复这种解释性的对话，意味着就算不彻底放弃生物遗传学的说法，也要严格控制。这意味着寻求理解，而这正是我们采访的那些正在处理情感痛苦的人所渴望的。我们需要一种作为人的理解，一种体现在现实世界中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本身，就是恐惧的敌人。

本文转载自知乎平台壹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