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是享誉全球的心理学大师，他的存在主义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我非常喜欢他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着情感和温暖。
《当尼采哭泣》、《诊疗椅上的谎言》、《妈妈及生命的意义》、《日益亲近》、《直视骄阳》、《团体治疗：理论与实践》、《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些都在我的书架上。还有《爱情刽子手》，我读过电子书。每一本都很喜欢。
维克多·弗兰克尔也是享誉全球的心理学大师，他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他的《活出生命的意义》，我读过两遍，深受启发，也向多位来访者推荐过。
但当欧文·亚隆遇见弗兰克尔，却让我难受了好一阵子。
01
大师相遇
这段相遇发生在维也纳，在弗兰克尔家里。欧文·亚隆将这个故事写在《成为我自己》中。
有一年，他旅居维也纳，给斯坦福的本科生上一门关于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的课程。
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两次重大创伤性事件：一位亲密朋友的死亡，以及牙龈上的一个可疑病变，这让他担心自己像弗洛伊德一样得了口腔癌。他陷入了高度焦虑之中，于是决定寻求帮助。他想到了弗兰克尔。
两个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相见，是多么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然而，他们的这次见面，却让我有了心理创伤。
欧文·亚隆是这样写的：
维也纳之行的最后，我终于在电话上联系到了维克多·弗兰克尔，并向他介绍我是一位斯坦福精神病学教授，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而受到困扰，需要得到帮助。
他说他非常忙，但是他同意当天下午见我一面。
弗兰克尔，一位矮小、有魅力、白头发的男士，在门口亲切地欢迎了我，然后很快对我的眼镜起了兴趣，马上问我制造商是谁。
我不知道，然后把眼镜摘下来递给他。它是从加州一个叫作“四只眼”的连锁店里买的廉价镜框，在稍微查看了一下之后，他对它不再有兴趣。
他自己厚厚的青灰色镜框相当好看，我也这样告诉他了。
他笑了，然后带我进入他的客厅，挥着一只手，指着一个巨大的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他的书——《活出生命的意义》的各种翻译版本。
我们坐在客厅一个阳光充足的角落，然后弗兰克尔开始说，他可能不能见我太长时间，因为他前一天刚刚从英国回来，然后给他的粉丝回信直到凌晨4点。
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他想让我对他印象深刻。此外，他没有问我联系他的原因，而是对我在斯坦福的精神病学群体表达了巨大的兴趣。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立刻继续描述维也纳精神病学群体的刻板，他们拒绝承认他的贡献。
我开始觉得我是在疯帽子的茶话会（Mad Hatter’s tea party）上：我向他求助是为了做心理治疗方面的咨询，而他想要从我这里获得安慰，因为他从维也纳专业群体中受到了不尊重待遇。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一直在抱怨，而没有问一句我为什么要来。
我们第二天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问我他是否能够受到邀请，去给斯坦福的精神病学教员和学生做讲座。我答应他我会尽量安排。
几个月后，弗兰克尔如愿到斯坦福访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难受。
然而，在几个月之后他去斯坦福访问中，出了不少问题。很明显，在他和他的妻子到访我家期间，他对不拘礼节的加州文化感到不太舒服。
有一次，我家的互惠生（au pair）（一位来自瑞士的年轻女士，和我们住在一起并帮忙照顾我们的孩子）哭着来找我们，因为他责骂了她：他要喝茶，但是她用陶器而不是瓷杯上茶。
他给斯坦福住院医生做的临床演示，结果却变成了一场灾难。他的意义疗法（logotherapy）演示主要包括，在10～15分钟的询问之后，由他决定患者生命的意义应该是什么，并且以一种独裁的方式加诸患者之上。
在一次演示访谈中，一位比较任性、长发，穿着拖鞋的精神科住院医生站起来表示抗议，大步走出房间，同时小声抱怨：“这不人道！”这一时刻对所有人来说都糟透了，再多的道歉都不能平息维克多的怒火，他再三要求开除那位住院医生。
有时候我试图给他一些反馈，但是他几乎总是将它理解为刻薄的批评。在他离开加州之后我们有一些通信，一年之后他寄给我一篇手稿，想要我的评论。有一页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哈佛的一场讲座，在这次讲座中，听众有五次站起来大声鼓掌。
尽管他请我做出评论，但是我左右为难，所以，在纠结该如何回应之后，我决定要坦诚。我以一种尽量温和的方式回复道，在鼓掌上花太多笔墨偏离了他的报告的初衷，并且可能导致有些读者得出结论说他太看重鼓掌这件事。
他立刻回复了，说，“埃夫，这你就不懂了——你不在现场，他们确实起立鼓掌了五次。”
看了这些文字，我心里疙疙瘩瘩地不舒服。弗兰克尔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再那么美好，但我又抗拒这美好形象的破碎。
我试着修复他的美好形象——用了两天时间，读了《弗兰克尔自传》，试着去寻找与欧文·亚隆笔下不一样的弗兰克尔。
维克多·弗兰克尔
02
大师的自恋
但我发现，欧文·亚隆的文字是相对客观的。弗兰克尔真的很喜欢宣扬自己的了不起，很享受别人的赞扬。
他在自传中，多次夸耀自己的智商、口才与影响力，以及赏识他的大人物。
下面是他自己的文字：
说到智商，每当我听到别人有一个新想法，而那其实是我早就想到的，我就会觉得很好笑。但这种情况也不会让我感到不自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成果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而别人却是费了很大心血才取得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发表，并因此成名，都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就算有人因我的想法而获得诺贝尔奖，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美国读者写给我的信里，总是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我的书和文章带给他们的影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这么一封信，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弗兰克尔医生，你的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遗孀看过我的书，并由此结识了我，对我尊敬有加。她派自己的家庭医生携妻子专程来维也纳，邀请我和艾丽去她离华盛顿不远的葛底斯堡镇上的庄园做客。
还有一次，在另外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该国的第一夫人一天连续听了我整个三场演讲——每场演讲有两个小时。而她的丈夫，也就是总统先生邀请我共进早餐，席间与我谈论他的国家的文化情况——总统夫妇二人都读过我的书。在欧洲我不会跟别人讲这些事，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不过把这些事写下来，还是让我觉得很有趣。
至今我已被200多所欧洲以外的大学邀请去做演讲，足迹遍布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其中美洲就去了100多次。我还做过4次环球巡讲，每一次为期两周。
我除了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职位之外， 1961年在哈佛大学、 1966年在南卫理公会大学、 1972年在迪尤肯大学还担任过客座教授。1970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的美国国际大学还专门为我设立了第一个意义治疗方向的教授席位。
这种浓重的自恋味道，真的让我很不舒服。我对自恋者特别没有免疫力。
通过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讲述，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人到底是在自夸，还是对自己感到自豪。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
我们来看看欧文·亚隆如何看待别人的赞扬。他在希腊受到极大的欢迎，被视为希腊的荣誉国民。他在希腊坐飞机，飞行员竟然读过《当尼采哭泣》。另外，机场的出租车司机居然认出了他，一路上都在与他分享《诊疗椅上的谎言》中他最喜欢的部分。他在希腊的演讲，本来预期900人，结果有2500人到场。
面对这些，他写道：“那天晚上，我整个人沉浸在疲惫、满足和被爱之中，但同时又对这种备受爱戴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做什么，只能顺其自然，尽量维持心理平衡。”
欧文·亚隆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不过是对他的妻子的。
一次，约阿尼纳大学邀请他妻子玛丽莲发表演讲。他写道：”一如往常，当我听到玛丽莲对观众演讲时，我得意地坐下来，抑制住冲动，不让自己大声喊出：‘嘿，嘿，这是我老婆。’”
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欧文·亚隆这样看待自己的盛誉，他写道：“最近几年，有些时候，我在开始演讲时会感激听众规模如此庞大，然后说道：‘我意识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听众数量越来越多。当然，这是对我极大的肯定。但如果我带上存在主义的眼镜，我就看到黑暗的一面，我在想，人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来看我呢？’”
在读《弗兰克尔自传》时，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明白了弗兰克尔为什么对欧文·亚隆的眼镜感兴趣了。这一点，我觉得欧文·亚隆未必知道。
弗兰克尔在书中说：“镜框设计方面我可以算得上专家，由于我这方面造诣颇深，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镜框加工企业邀请我做顾问，这家企业会在它的产品大批量生产之前把产品样图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好在，他在见面时，没有向欧文·亚隆炫耀这方面的能力。
尽管不喜欢弗兰克尔的自恋，但在阅读中，我心中的不舒服慢慢消失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恢复了不少。因为，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03
人性的光辉
我看到的东西是，在纳粹集中营这样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弗兰克尔散发出了人性的尊严与光辉。
他在自传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被从泰雷津集中营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新婚9个月的妻子蒂莉本来已获得免遣庇护，但她申请了自愿随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男女要分开关押。在分别的那一刻，他对她说：“蒂莉，如论如何要活下去——明白吗，不惜一切代价！”
他写道：“我的语气是那么恳切，我想让她真正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需要她用身体去换取活下去的机会，希望她不要因为我而有所顾忌。这几乎算是我给她的一个提前赦免，我希望她不要因为顾忌我而走向死亡。”
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坚定地反对“集体罪责”。他在集中营里得到过善良的纳粹分子的帮助，他不认为纳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罪。
1946年，他还让一个同事躲在家里，那个人曾经获得某个希特勒青年荣誉奖章，当时国家警察正在搜捕他。如果他接受审判，而审判结果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死刑。
有一次，他在法国占领区演讲时，还当着法军指挥官——一名将军的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第二天，一位大学教授过来找他，他曾经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含着泪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这么有勇气，公开反对这样一种笼统的群体性指控。
“您不可以，”他在书中写道，“您如果这样说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可我是进过集中营的，是编号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因此我也就必须这么做。我没有您这样的嫌疑，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欧文·亚隆也看到更多的东西。他读了斯坦福的同事和朋友，汉斯·斯坦纳（Hans Steiner）教授，写的20世纪60年代在维也纳医学院当学生时候的自传性描述，从而获得了看待弗兰克尔的另外一个视角。
作为一名学生，汉斯对弗兰克尔的印象极为正面，他将他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老师，他的创造性方法相比于维也纳其他精神病学教员的刻板，简直是一股清流。
有一次，欧文·亚隆和弗兰克尔一起都在一个大型的心理治疗会议上发言，他参加了他关于《活出生命的意义》的讲座。一如既往，他令听众着迷，并赢得了雷鸣般的喝彩。
所以，他赢得听众雷鸣般的喝彩并不是夸大。
欧文·亚隆还发现，当他写《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时候，又仔细地温习了弗兰克尔的著作，“越发意识到，他对我们这一领域的创新性和基础性贡献所具有的重要性。”
这些，都让我心中的那个缺口慢慢填满，弗兰克尔在我心目中，又重新成为一个圆满的形象，只是光辉少了一些。
维克多·弗兰克尔
04
修通自恋
“即使我们中间的佼佼者，有时候也会被我们的创伤和我们对赞扬的需求所蒙蔽。”有感于与弗兰克尔的交往，欧文·亚隆如此感叹。
这也是我读欧文·亚隆的自传，特别想了解的一点：一个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如何修通自己的虚弱与羞耻，如何面对自己的成功与荣誉。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身最弱与最强的点，这些都关乎一个人的自恋。
欧文·亚隆直面自己的虚弱，在他的描述中，小时候的自己是一个害羞、木讷、缺乏自信的人，并且从没想到有人会觉得自己有吸引力。以至于在得知小学同学告诉他，在她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头发乌黑亮丽的漂亮男孩时，他的反应是：
“我？漂亮？我早知道这一点就好了！我从来没有，一刻都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漂亮的男孩”，他不无遗憾地写道，“哦，厄休拉，祝福你。因为你告诉我我是漂亮的而祝福你。但是，为什么，哦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告诉我呢？它也许会改变我的整个童年！”
不仅这些，他还暴露了自己的种种“弱”。比如，他始终无法处理好与母亲的关系，无论怎么努力都学不好法语等。
在自尊这个连续谱上，一端是自卑，另一端是自恋。对于让我们感到自卑的东西，以及由此带来的虚弱与羞耻的感觉，一个人近乎的本能反应就是，把它们藏起来，或者投射到他人身上。而对于由成功带来的自恋，一个人近乎的本能反应恰恰相反，想把它们昭告天下，希望人人皆知，或者贬低他人，从而获得一种优越感。
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卑不隐藏、不投射，对于成功不炫耀、不贬低，就拥有了健康的自恋。从他们的自传中来看，我觉得欧文·亚隆做到了，而弗兰克尔没做到。弗兰克尔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他文字中传递出的自恋和优越感。
两位大师相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莫斯科有一个心理治疗研究所，那里设有意义疗法的博士学位。有一年，欧文·亚隆访问了那里，被一张和弗兰克尔真人一样大的照片所吸引。
“在凝视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他有多么巨大的勇气，还有他的痛苦有多深。”欧文·亚隆写道，“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他在奥斯威辛的可怕经历如何令他深受创伤，但是早期在维也纳和斯坦福和他见面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完全共情他，并提供我本可以给予的支持。”
这就是最深的共情。
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大师，修通自恋之后的模样。
